我拔掉了沈砚的呼吸管。

监护仪尖锐的警报声响起时，我死死按住他的手。他的体温正在流失，像一块逐渐冷却的石头。

没人看见。病房外的护士站空无一人，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不到这个角度。

我只是在帮他。他昨晚攥着我的衣角说：“晚晚，别让我再醒过来了。”

现在死亡证明上“呼吸衰竭”的结论完美无缺，只要我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他最亲近的家属，也是最后一个为他调整氧气浓度的人。

凌晨三点的监护仪尖叫刺破死寂。

我踹开309病房门，消毒水与焦糊味扑面而来。沈砚仰躺着，气管插管随呼吸剧烈起伏，额头滚烫如烙铁。监护仪上，心率140，体温39.5℃，数字疯狂跳动。他右手攥紧被角，指节泛白，胃造瘘口的黄浊液体正渗入引流袋——夹层里藏着止痛药。

“又藏药？”我扯开他病号服，纱布已被浸透。镊子探入引流袋夹层，“咔”的一声，药片被夹出。他瞳孔骤缩，嘶哑冷笑：“别过来。”

“39.5℃还玩命？”我碾碎药片，捏住他下巴灌入药汁。他呛咳出血丝，却咽得一滴不剩。

监护仪长鸣骤停，他闭眼沉默，忽然攥住我手腕。力道很轻，却像溺水者抓住浮木。“第一次。”他哑声说，“主动握的。”

窗外灯光亮起，护士站传来窃窃私语。我抽回手，指尖残留他滚烫的温度。

他呼吸渐稳，但偏执未消。而我，绝不会让他独自沉入黑暗。

至少，要让他记住这一刻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