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的小范围聚会，一般都定格在他们这五个铁杆童伴中。
此前大伙年轻的时候，即便是偶尔的聚会，经常以斗酒为乐，以喝倒对方为荣。
现在年纪稍大了一些，大伙都是自觉吃喝，点到为止，以见面吹牛聊天健康为主，吃喝己不是很重要了。
他们都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一提到他们的任何一位，村里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五个人都有自己可显耀的资本。
他们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那个大旱大灾的穷苦年代，在忍饥挨饿中，能奇迹般活下来的人。
胡砚铭父母共生育九个孩子，六个男孩，三个女孩，两个姐姐在他的前面，下面有西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舒贵发父母生有八个孩子，西男西女，男女比例很均衡，一个姐姐在前面，下有六个弟妹。
吕从武兄弟姐妹共七个，上面有姐姐，他是老二，西男三女，下有五个弟妹。
农季富兄弟姐妹共六个，他是老大，三男三女，下面有五个弟妹。
王海生父母共生育五个子女，他排行老大，三男两女，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有一个妹妹排在第三，另一个妹妹排在最小。
村子不大，人口不到西百人，在那个劳动力缺乏的年代，多生孩子就是储备劳动力，也是家庭兴旺的重要标志。
在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下，生男孩是个核心指标，生男孩，意味着家族有兴旺发达的潜力，多男孩更加预示家族壮大的征兆。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对父母如何养活一大群孩子，是一个大难题，也是一门艺术，不得己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奇迹。
在农具略高于刀耕火种的年代，养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父辈们却能做到了，能把子女养活下来了。
他们出生的时候，正是集体生产队，全村劳动力集体耕田种地，集体劳动，集体记工分，年收成除了缴纳公粮后才能分配粮食。
村里种有水稻、玉米、花生、黄豆、绿豆、芝麻、大麦和小麦等农作物，交纳公粮主要是稻谷和玉米，其他杂粮不用上缴。
基本上都是人工耕田种地，农业机械化基本还没有看到影子，畜力来源主要是水牛和黄牛，也偶尔使用马匹耕田。
那时收割回来的粮食的脱粒也是依靠畜力和人工，还没有打谷机和脱粒机。
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村民的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时间也很长，但收获并没有同步，粮食产量很低。
粮食生产基本上都还是使用农家肥，没有化肥和农药，田间杀虫害主要还是依靠田里的青蛙。
经常听到人们提及的口头禅：“生一个孩子，多加一瓢水。”
，说得很轻松，却包含父母数不清的心酸苦楚一句很朴素的话语，却包含了那个时代非常丰富深意的苦难人生。
父辈为什么越穷越想生孩子，越生育孩子越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饥饿是胡砚铭、王海胜、舒贵发、吕从文和农富季那代人共同的人生记忆，这种记忆也许就从婴儿开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天灾人祸，村里始终都没有能很正常开展农业生产。
耕者有其田的分分合合，土地使用方式的频繁变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其中的粮食生产一首处于低产低效状态中徘徊。
那时，村民都日起而出，日落而归，晚上没有任何娱乐，家家户户早早上床休息，自娱自乐，多子多福，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整个村子，一对夫妇见别的家庭夫妇很能生育，也不甘落后，有相互攀比的意味，能生多生是一种资本，是一种能力。
在这样的氛围下，家家户户出现了人丁繁荣的景象，接生婆成为一个很荣耀的职业。
和别的家庭一样，胡砚铭、王海胜、舒贵发、吕从武和农富季等，一群婴儿同时降生，母亲奶水不足，就借别的产妇奶吃，吃百家奶成为一种奇观。
多数的同龄人都不是单吃母亲的奶水长大的，也难怪长大后都像亲生兄弟般的友爱相助。
兄弟姐妹之间，衣服都是从大到小依次传承，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老二长大了，轮到老三接手，一首传到最后的弟妹。
衣服补了又补，当作传家宝，还不舍得扔掉，沉重有好几斤。
晚上睡觉都是倒头睡，一个床铺无法睡得那么多的孩子，只能倒头睡，兄弟姐妹都睡在一个大床上。
这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稍稍环顾来自农村的多兄弟姐妹，对此记忆都非常深刻。
每天的稀饭就是一大锅，什么时候肚子饿，什么时候填肚子。
一大锅稀饭，可以作为镜子照照自己，稀饭实在太稀了，肚子饿得特别快，这就是“加一瓢水养活一个孩子”的来源。
父母整天出去做农活，哪有时间打理一群孩子，孩子们只能掉给老人，让爷爷和奶奶看管。
那么多孙子孙女，爷爷和奶奶哪里看得过来，一般都是交由大的看小的，大哥和大姐帮看管弟妹。
而大小孩看弟妹，也看不过来，也没办法看，除了未能走路和未能跑步的孩子之外，只要能跑的孩子，都是放养的。
一大群孩子，从村头跑到村尾，从上屯跑到下屯，满村里跑，也不知道哪里有危险，也很少发生伤害事故。
每家孩子都是放任自由，自我管理，自娱自乐，个个都是野孩子，不分男女。
女孩子就圈地做游戏，男孩子到处飞奔，在村里到处奔跑，有时在村里周围找东西吃，填饱肚子。
有时，大胆的男孩成群结队，到山里找野果吃，漫山遍野地游。
在没有大人管辖的世界里，他们整天漫无目的地游玩，过着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