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子里。

我睁开眼，白色天花板上的方形灯管有些刺目。左手手背上贴着胶布，一根透明的软管连接着吊瓶。液体一滴一滴，匀速落下。

是医院。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在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身体又冷又硬，最后一点意识消散前，我仿佛听见房东在门外骂骂咧咧，说我又拖欠了房租。

可现在，我躺在病床上。

病房门没关严，外面传来压低了的说话声。

是我婆婆刘芬的声音。

“……撬棍我带来了，就在菜篮子底下。她那个陪嫁箱子是老木头，一撬就开。我问过医生了，她就是累着了，没大事，得睡到明天早上。”

紧接着是我小叔子姜恒的声音，带着不耐烦。

“妈你快点，我还等着那笔钱翻本呢。这次我准赢。”

“知道了知道了，你嫂子那二十根小黄鱼，一根都跑不了。等拿到手，妈先给你十根。”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

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跳，很平稳。

我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伸手，拔掉了手背上的针头。血珠渗出来，我用旁边的棉签按住。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我重生了。

回到了三年前，我因为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晕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一天。

前世，就是今天，刘芬趁我住院，撬开了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樟木箱。箱子有个暗格，里面藏着二十根小金条。那是我父母意外去世后，留给我唯一的念物和保障。

刘芬和姜恒拿着金条，填了姜恒在外面欠下的赌债。

从那以后，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姜恒的赌瘾越来越大，刘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她们母子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哄着、逼着、骗着，把我名下的小公寓，我父母的赔偿款，我所有的积蓄，一点一点，全都掏空了。

而我的丈夫姜宇，他永远只会说一句话：“那是我妈，我能怎么办？”

“他是我弟，你就多担待点吧。”

最后，我一无所有，病死在潮湿的出租屋里。他们甚至没来给我收尸。

我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缝，看到刘芬正把一个布满铁锈的撬棍塞进姜恒怀里，脸上是那种贪婪又得意的笑。

我转身回到病床边，拿起自己的手机。

屏幕亮起，显示着日期。

没错，就是这一天。

我翻开通讯录，手指划过“老公”那个名字，没有停留。我找到了通讯录里的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了。

“您好，是希望工程办公室吗？”我的声音很平静，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对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想做一笔定向捐赠。”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一字一句地说，“二十根金条，我想在云川市最贫困的山区，建一所希望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