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者乌思道也

1指尖触到扳机的瞬间，金属的凉意顺着神经爬进骨髓——不是冬夜街头的湿冷，

是手术室器械那种经过无数次消毒、连细菌都无法附着的绝对冰冷。我喜欢这种触感，

它能让我确认自己还“活着”，或者说，还能精准地执行“杀戮”这个唯一的生存技能。

枪口对准七楼书房的落地窗，目标正坐在红木书桌后签署文件。夜视瞄准镜里，

他的轮廓被台灯勾勒成模糊的光晕，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隔着两百米的距离，

竟能通过狙击枪的拾音装置清晰传来。很细微的声音，像某种夜行昆虫在啃噬树叶，

脆弱又执着。我趴在废弃大楼的天台边缘，身下垫着迷彩伪装布，

呼吸调整成教科书级别的平稳——吸气四秒，屏息六秒，呼气五秒，

这样能最大限度减少胸腔起伏对枪口稳定性的影响。这是“老师”教我的第一课，

他说：“零，杀手的呼吸不该属于自己，要属于风，属于阴影，

属于让目标死亡的每一个瞬间。”那时我才八岁，刚被他从血堆里捡出来。

记忆突然像被针尖刺破的气球，瞬间涌上来的不是血腥，而是一种荒谬的温热。

那天的雨很大，砸在脸上生疼，我躲在衣柜里，

透过木板的缝隙看着两个男人用钢管殴打父亲。父亲的惨叫声被雨声盖过，断断续续，

像破旧的风箱。母亲把我塞进衣柜时，手心全是汗，她只说了一句“别出声”，

然后就冲了出去，用身体挡在父亲面前。钢管落在她背上的声音很闷，

像在敲击一个装满棉花的麻袋。后来他们杀了父母，打开衣柜时，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抖。

其中一个男人笑着对“老师”说：“这小鬼眼神挺冷，是块好料子。”“老师”蹲下来，

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抚摸我的脸颊，他的手套和现在的扳机一样凉。“从今天起，你叫零，

没有过去，没有名字，只有任务。”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一件工具。

组织的训练基地在地下三层，没有窗户，永远只有白炽灯的白光。

我们学习格斗、枪械、下毒、伪装，还有最重要的一课——如何剥离情感。

“老师”会把刚出生的小猫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亲手拧断它们的脖子。

第一个动手的男孩哭了，被“老师”用鞭子抽得遍体鳞伤，然后扔进了关押着烈犬的笼子。

那天之后，再没人敢哭，也没人敢犹豫。我第一次拧断小猫脖子时，

指尖感受到的骨骼碎裂声，和现在扣动扳机前的触感，奇妙地重叠在了一起。

瞄准镜里的目标伸了个懒腰，抬手揉了揉眉心。他大概四十多岁，西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婚戒，反光在镜片上晃了一下。

我突然想起“老师”的话：“不要去看目标的脸，不要去想他的身份，

把他当成一件需要处理的垃圾，你的任务就是清理掉。”可我还是看见了他桌角的相框。

那是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女人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怀里抱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正是我在瞄准镜里看到的婚戒主人和孩子。目标的手臂搭在她们肩上，笑容温和，

和此刻坐在书桌后运筹帷幄的商人模样判若两人。心脏突然不合时宜地跳了一下，

打破了呼吸的节奏。我皱了皱眉，强迫自己移开视线，重新聚焦在目标的后心上。

那里是最理想的射击位置，子弹能穿过肋骨缝隙，精准击中心脏，让他在三秒内死亡，

没有痛苦。组织的规则里，“高效”和“无痛苦”是对目标仅有的“仁慈”——当然，

这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为了避免目标挣扎时留下更多痕迹。风微微吹过天台，

带着远处垃圾场的酸腐味。我调整好呼吸，指尖再次用力。就在扳机即将被扣动的瞬间，

目标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突然转过身，看向窗外。他的目光没有聚焦在我这边，

只是茫然地望着漆黑的夜空，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还有些许不易察觉的温柔。

或许他在想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在想今晚要不要给她讲个睡前故事。我的手指顿住了。

八岁那年，父亲也是这样看着我，眼神温柔，然后把我举过头顶，

笑着说：“我们零以后要当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可他最终没能保护我，也没能保护这个家。

而现在，我正要用一把枪，击碎另一个女孩的父亲，另一个家庭的完整。“别想太多。

”我对自己说，声音在空旷的天台上显得格外沙哑。指尖的凉意再次占据主导，

情感是杀手最大的弱点，这是组织反复强调的铁律。我见过太多因为情感失控而失败的同伴，

他们的结局要么是被目标反杀，要么是被组织清理——扔到废弃的化工厂，

被强酸腐蚀得连骨头都不剩。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

瞄准镜里的目标已经转回了身，重新低下头处理文件。刚才那一瞬间的茫然和温柔消失了，

他又变回了那个需要被清理的“目标”。扳机被扣动的瞬间，没有任何犹豫。

“砰”的一声闷响，子弹穿过落地窗，精准地击中了目标的后心。他的身体猛地一震，

钢笔从手中滑落，在文件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他没有回头，只是缓缓地倒在书桌上，

鲜血从伤口渗出，染红了白色的衬衫，也染红了桌角的全家福。我迅速拆卸狙击枪，

动作熟练得像是在做一道早已烂熟于心的数学题。每一个零件都被仔细地擦拭干净，

装进特制的金属箱里——不能留下任何指纹，任何纤维，任何能证明我来过的痕迹。

这是职业素养，也是保命的资本。收拾好装备，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七楼的书房。

灯光依旧亮着，目标的身体趴在书桌上，一动不动。那张三寸见方的全家福掉在了地上，

照片里的小女孩笑得灿烂，仿佛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我转身离开天台，

沿着消防通道往下走。楼梯间里弥漫着霉味和尿骚味，墙壁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涂鸦，

还有几个用刀刻下的名字。大概是哪个流浪的孩子留下的吧，他们至少还有名字，

还有想要留下痕迹的欲望。而我，只是零，一个没有过去，也不该有未来的杀者。走到一楼，

我脱下身上的迷彩服，塞进背包，换上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连帽衫，戴上口罩和帽子，

融入了街头的夜色中。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醉汉在路边呕吐，

远处的霓虹灯闪烁着暧昧的光，照亮了地面上的积水，也照亮了积水里漂浮的垃圾。

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我习惯性地停下来，检查是否有跟踪者。就在这时，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组织发来的信息：“任务完成，清理现场，回收酬金。

”我回复了一个“收到”，然后把手机调成静音。酬金会在明天一早打到指定的匿名账户里，

那是我活下去的物质基础——房租、食物、武器保养费，还有偶尔去心理诊所的费用。

组织要求我们定期接受心理评估，美其名曰“保持状态稳定”，其实是怕我们精神崩溃，

做出危害组织的事。我的心理医生是个话很少的老头，每次我都说同样的话：“我很好，

没有情绪波动，能正常执行任务。”他每次都会点点头，

在病历本上写下一串我看不懂的符号。回到出租屋，我把金属箱放在墙角，然后走到卫生间，

打开淋浴。热水从头顶浇下来，冲刷着身体，却冲不掉指尖残留的冰冷。

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口罩摘下来后，露出一张没什么辨识度的脸——单眼皮，薄嘴唇，

肤色苍白，眼神空洞。这张脸适合伪装，适合隐藏在人群中，

也适合成为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杀者。突然想起任务现场掉在地上的全家福，

还有目标口袋里可能装着的东西——钱包、手机、或者别的什么。按照组织的规定，

清理现场时不需要触碰目标的私人物品，避免留下痕迹。但不知为何，

我鬼使神差地从背包里翻出了刚才顺手捡回来的一个东西——那是从目标口袋里掉出来的，

一张折叠起来的儿童画。我坐在马桶盖上，小心翼翼地展开画纸。

画纸上用蜡笔画着一家三口，太阳是黄色的，云朵是粉色的，爸爸很高，妈妈穿着裙子，

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气球，和我在瞄准镜里看到的全家福一模一样。画纸的边缘有些磨损，

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温度，大概是刚从目标温暖的口袋里掉出来的缘故。

指尖轻轻拂过画纸上的小女孩，蜡笔的触感粗糙又温暖。我突然想起八岁那年，

我也给妈妈画过一幅画，画的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园里放风筝。妈妈把那幅画贴在冰箱上，

每天做饭的时候都会看一眼，笑着说：“我们零画得真好看。”可后来，那幅画和冰箱一起，

被大火烧成了灰烬。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我把脸埋在膝盖里，

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

这是我第一次对“生命”产生如此清晰的认知——不是训练基地里被拧断脖子的小猫，

不是任务中被击杀的目标，而是一个会画画、会笑、会期待父亲回家的小女孩，

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庭。我杀了她的父亲。这个认知像一把锋利的刀，

划破了我多年来精心构建的情感壁垒。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记忆，

那些被组织强行剥离的情绪，此刻全都汹涌而出，将我淹没。我想起了父母临死前的眼神，

想起了训练基地里小猫的惨叫，想起了每一个被我击杀的目标倒下的瞬间。原来，

我不是没有情感，只是把它们藏在了最深的黑暗里。原来，

杀戮从来都不是什么“高效的正义”，只是一种懦弱的逃避——逃避自己的过去，

逃避内心的罪恶，逃避作为“人”的本能。画纸从手中滑落，掉在湿漉漉的地板上。

我伸出手，想要捡起来，却发现指尖已经开始发抖。那一丝残留的蜡笔温度，像是一颗火种，

落在了我冰封多年的心上，烧起了熊熊大火，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我知道，

从捡起这张画纸的那一刻起，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的“无情绪状态”被打破，

我的生存本能开始动摇。或许，这就是“老师”所说的“弱点”，

一个足以让我万劫不复的弱点。但我并不后悔。至少，我终于再次感受到了“温度”，

哪怕这温度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罪恶感。我把画纸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擦干上面的水渍，

然后放进了抽屉的最深处。那里还放着一张照片，

是我偷偷从父母的遗物中留下来的——照片上的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笑得一脸灿烂。

窗外的天快亮了，第一缕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形成一道细长的光斑。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刺眼，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指尖的扳机凉意还在，

只是这一次，似乎多了一丝无法抹去的温热。2组织的新任务指令躺在加密邮箱里，

像一块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铁板，带着不容置疑的寒意。目标：陈砚，四十岁，儿科医生，

在城西贫民窟开设免费诊所，涉嫌“勾结反组织势力”——这是组织的惯用措辞，

至于真相如何，从不需要我们这些杀者去求证。我盯着屏幕上陈砚的资料照片，

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袖口卷到小臂，露出几道浅浅的疤痕，

大概是被患儿抓挠的痕迹。他的眼神很亮，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温和，正低头对着镜头微笑，

怀里抱着一个扎着输液管的小女孩。这种眼神，

和我记忆里父亲的眼神、那个被我击杀的商人的眼神，奇妙地重叠在了一起。“别犯蠢。

”我对着屏幕里的自己低声说，指尖划过键盘，删除了邮件里的照片。情感是毒药，

这是组织用无数人的鲜血证明的真理。上一次因为一张儿童画而动摇的后果，

是组织发来的警告短信——“下次再失控，清理者会亲自上门”。清理者，

意味着比死亡更难堪的结局，我见过他们处理叛徒的手段，用神经毒素让人生不如死，

最后像扔垃圾一样扔进化学废料池。我换上一身灰色工装，把消音手枪拆成零件，

藏在工具箱的夹层里，伪装成水电维修工的样子。城西贫民窟是城市的疮疤，

高楼大厦的阴影在这里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破败的棚屋，

污水在泥泞的街道上肆意流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食物和消毒水混合的怪异气味。

这里的人眼神麻木，行色匆匆，没人会注意一个穿着工装的陌生人。

陈砚的诊所就在贫民窟的中心，一间由废弃仓库改造的屋子，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木牌，

上面用红漆写着“晨光诊所”，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

我在斜对面的废弃杂货店二楼找了个隐蔽的位置，架起望远镜，开始监视。诊所里很简陋，

只有两张病床，一张桌子，几个装满药品的纸箱堆在墙角。陈砚穿着那件发白的白大褂，

正蹲在病床边，给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小男孩喂药。男孩大概五六岁，脸涨得通红，

抗拒地扭动着身体，药汁洒了陈砚一身。他没有生气，只是笑着擦掉衣服上的药渍，

轻声说：“乖，喝了药就能好起来，就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工具箱里的枪零件，金属的凉意让我稍微冷静了一些。望远镜里，

陈砚的动作很轻柔，给男孩盖好被子后，又转身去给另一个小女孩换药。

女孩的腿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大概是被倒塌的棚屋砸伤的，她疼得眼泪直流，

陈砚一边小心翼翼地拆绷带，一边轻声给她讲笑话，逗得女孩破涕为笑。

阳光透过仓库破损的窗户照进来，在陈砚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

他白大褂上的污渍和疤痕，在这一刻竟显得无比圣洁。我突然想起组织训练时，

“老师”说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良，所有的善意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我盯着陈砚看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到他免费给穷苦的病人看病，

看到他把自己的午饭分给没饭吃的孩子，看到他顶着烈日去给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问诊，

我找不到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只能看到纯粹的、不计回报的善意。中午时分，

一个穿着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走进了诊所，大概是组织说的“反组织势力”。

我立刻握紧了藏在腰间的枪，可接下来的画面却让我愣住了——男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钱，

递给陈砚，说：“陈医生，这是我们基金会捐的，你看看够不够买些药品和医疗器械。

”陈砚接过钱，认真地数了数，然后写了一张收据，递还给男人，说：“谢谢你们，

这些钱能帮很多孩子。”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转身离开了。

没有密谋，没有交易，只有简单的捐赠和感谢。我的心脏又开始不合时宜地跳动，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胸腔里反复拉扯。组织的指令和眼前的现实激烈地碰撞着，

让我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割裂感。我到底在干什么？要杀一个拯救生命的人，

就因为组织的一句“涉嫌勾结反组织势力”？“杀戮是生存，

可生存一定要以毁灭善良为代价吗？”这个问题像一根尖锐的刺，

狠狠扎进了我早已麻木的神经。八岁之前，我也被善良包围过，父亲会把迷路的老人送回家，

母亲会给乞丐分食物，他们用善良温暖着我，也温暖着身边的人。可后来，

他们的善良被暴力碾碎，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里挣扎。我以为善良是软弱的，

是不堪一击的，是这个残酷世界里最没用的东西。可陈砚让我看到，善良也可以是坚韧的，

是执着的，是在绝境中支撑着别人活下去的光。下午，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气温骤降。诊所里来了一个被黑帮追杀的少年，他的胳膊被砍了一刀，鲜血顺着伤口往下流，

染红了半边衣服。少年踉跄着冲进诊所，身后跟着几个手持砍刀的黑帮成员，

叫嚣着要把他“废了”。诊所里的病人吓得纷纷躲闪，陈砚却立刻站起身，挡在了少年面前，

冷静地说：“这里是诊所，不能动武。”黑帮头目冷笑一声，挥了挥手：“识相的就让开，

不然连你一起砍！”陈砚没有退让，他慢慢脱下白大褂，

露出里面结实的肌肉——原来他并不是看起来那么文弱。“要动手，先过我这关。

”一场混战在所难免。陈砚的格斗技巧很娴熟，大概是练过，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

面对几个手持凶器的黑帮成员，很快就落了下风。他的胳膊被砍了一刀，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可他还是死死地护着身后的少年，不肯退让。望远镜里，陈砚的眼神坚定而决绝，

像一座不可撼动的山。那个被他护在身后的少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和当年躲在衣柜里的我一模一样。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母亲，她也是这样，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父亲面前，明知必死，却依然不肯退缩。一股莫名的怒火和冲动涌上心头，

我猛地站起身，几乎是本能地抓起工具箱，冲下楼，朝着诊所的方向跑去。雨水打在脸上，

冰冷刺骨，却让我更加清醒——我不能让陈砚死，不能让这束在黑暗中微弱的光，

就这样被无情地熄灭。我冲进诊所时，黑帮头目正举着砍刀，朝着陈砚的后背砍去。

我来不及多想，一把将工具箱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他的后脑勺上。黑帮头目闷哼一声，

倒在地上。其他的黑帮成员愣了一下，转头看向我。“哪来的疯子？”其中一个人吼道，

挥着砍刀朝我冲过来。我没有时间犹豫，迅速从工具箱里掏出藏好的枪零件，

以最快的速度组装起来。消音手枪的枪口对准了冲过来的黑帮成员，

我没有开枪——我不能在这里杀人，否则会引来更多的麻烦，也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用枪指着他们，冷冷地说：“滚。”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杀意，

那是多年来杀戮生涯沉淀下来的、足以让最凶狠的暴徒都感到恐惧的眼神。

黑帮成员们大概是被我的气势吓到了，又看了看地上昏迷的头目，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地扶着头目，转身离开了。诊所里终于恢复了平静。陈砚捂着流血的胳膊，

惊讶地看着我：“谢谢你。”我没有说话，只是收起枪，转身就要走。“等等！”他叫住我，

从药箱里拿出纱布和消毒液，“你的衣服湿了，

而且你好像也受伤了——刚才你冲进来的时候，胳膊被划到了。”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

确实有一道浅浅的伤口，正在流血。雨水混合着血水，顺着胳膊往下流，有些痒。

陈砚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胳膊，开始给我消毒、包扎。他的动作很轻柔，

和他刚才格斗时的勇猛判若两人。“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一边包扎，一边轻声问。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不能告诉他，我是来杀他的吧。“你是个好人。

”他见我不说话，反而笑了笑，“刚才你的眼神虽然很凶，但我能看出来，你不是坏人。

”好人？这个词离我太遥远了。我是一个杀者，双手沾满了鲜血，

是这个世界上最肮脏、最罪恶的人。我怎么配得上“好人”这两个字？包扎好伤口，

我挣脱开他的手，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时，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只是低声说：“以后小心点。”然后，我冲进了雨幕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贫民窟。

回到出租屋，我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坐在地板上，抱着膝盖。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组织发来的信息：“任务为何未执行？限你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否则后果自负。

”我盯着那条信息，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最终还是删除了。我知道，

我这次的行为已经彻底违背了组织的命令，等待我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清理者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我的生命随时都可能结束。可我并不后悔。

当我看到陈砚挡在少年面前的那一刻，当我想起母亲挡在父亲面前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毫无波澜地扣动扳机，杀死一个善良的人了。

我的情感壁垒已经出现了裂痕，那道裂痕里，透进了一丝微弱的光。这光很渺小，很脆弱，

可能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却让我第一次产生了反抗的念头——反抗组织，反抗命运，

反抗那个冰冷的、没有人性的杀者身份。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儿童画，

指尖拂过画纸上温暖的色彩。或许，救赎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条死路，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万劫不复，我也想抓住那一丝微弱的光，

哪怕只有一瞬间。手机再次震动，这一次，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零，你犯了大忌。

老师很失望。”是“老师”。我的心沉了下去。我知道，真正的麻烦，开始了。

3手机屏幕上“老师”的短信像一枚生锈的铁钉，狠狠钉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神经。

黑暗的出租屋里，只有屏幕微光映着我苍白的脸，指尖划过“失望”二字时，

竟泛起比扳机更刺骨的寒意——我太清楚这两个字背后的分量。在组织里，

“失望”从不是情绪表达，而是清理程序的前奏。门把手上的细微划痕让我瞬间绷紧了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