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起点，并非源自我自身的感知，而是后来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被母亲泛红的眼眶、大姨沉重的叹息，以及那些零碎却锋利的只言片语，一点点拼凑起来的——关于我降临那天的故事。它像一部被岁月磨损的老电影，画面褪色，声音沙哑，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在我脑海里反复放映，从未停歇。
母亲后来无数次跟我说起那个早晨。那是个典型的南方梅雨季的天，乌云像浸了水的棉絮，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连风都带着潮湿的黏腻。她躺在推往手术室的平板床上，冰凉的金属触感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进皮肤，走廊顶灯的光一盏盏从眼前划过，像一串模糊而晃眼的省略号，把未知的恐惧和对我的期盼，都拉得绵长而沉重。
那时的母亲，刚满二十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她紧攥着床单的手指泛白，心里反复描摹着我的模样——最好是个女孩，有像她一样的双眼皮，像父亲一样挺直的鼻梁，能在她怀里撒娇，能听她讲悄悄话，能陪她走过往后漫长的岁月。这份期盼纯粹得像初春的融雪，却在产房外那扇不算厚重的门后，显得那么微弱而不合时宜。
争吵的声音就是在那时穿透门缝，钻进母亲耳朵里的。是奶奶，那个我后来需要用“奶奶”这个称谓去称呼，却从未给过我半分暖意的女人。她的声音尖利而固执，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子，一下下切割着走廊里沉闷的空气：“顺产！必须顺产！我问过医生了，顺产恢复得快，对身体损伤小，明年就能再要一个！”
每一个字都透着精明的算计，像在盘算一件商品的性价比，唯独没有半分对产床上正承受剧痛的儿媳的担忧，也没有一丝对即将降临的生命的期待。后来大姨说，那天她赶到医院时，正好看到奶奶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手术同意书，指节因为用力而泛青，仿佛那不是一张决定两条生命安危的纸，而是家族传承的权杖，她必须牢牢握在手里，不容任何人撼动。
母亲的阵痛在那时正一阵紧过一阵，像潮水般汹涌而来，每一次都带着撕裂般的疼痛。汗水顺着她的额角滑落，浸湿了额前的碎发，黏在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颊上。她的意识在剧痛中渐渐模糊，原本坚定的意志，在婆婆的强势压迫和身体的极限折磨下，几乎要被碾碎成粉末。
就在这时，大姨像一阵冲破阴霾的风，急匆匆地冲进走廊。她看到奶奶攥着同意书不肯松手，看到产房里传来的母亲压抑的痛呼，瞬间红了眼眶。她没有多余的时间争辩，几乎是从奶奶手里“抢”过了笔，转身就往产房里冲。推开门的瞬间，她一眼就看到了床上虚弱的母亲，快步走过去，将笔塞进母亲虚软、满是冷汗的手里。
“签！妹子，别听她的，为了孩子，快签！”大姨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母亲的手指颤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那支轻飘飘的笔，她盯着同意书上的横线，视线模糊，只能凭着本能，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那道颤抖的笔迹，划下的不仅是对手术的同意，更是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通道。
而我的父亲，这个在家庭故事里本该扮演“顶梁柱”角色的男人，在我生命最初的这场混乱里，却缺席了。他那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说是在工地上跟着别人干活，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可后来我总忍不住想，或许，他只是想逃离这家庭里令人窒息的氛围，逃离即将为人父的责任，逃离面对婆婆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他的缺席，像一道无形的烙印，从我生命的第一刻起，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灵魂里。后来我长大些，偶尔问起他那天为什么不在，他总是挠挠头，眼神躲闪，用一句“工作忙，没赶上”轻轻带过。可“没赶上”这三个字，轻飘飘的，怎么能弥补一个女儿对父亲最初依靠的缺失？怎么能填补那段没有父亲身影的、冰冷的记忆空白？
当我终于挣脱母亲的身体，脱离那片温暖的羊水时，命运又给了我一次考验。缠绕在我脖颈上的脐带足足有两圈，勒得我无法正常呼吸，小脸憋成了青紫色。护士后来跟母亲说，我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用产钳小心翼翼地协助才顺利出生的。而我的第一声啼哭，据说异常嘹亮，带着一种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倔强，划破了产房里紧张的空气。
这声啼哭传到走廊里，奶奶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异样的光彩。她原本紧绷的脸一下子舒展开来，甚至差点拍手欢呼，声音里满是期待：“听这动静，多响亮！准是个带把的！”她一边说，一边搓着手，踮着脚往产房门口张望，仿佛下一秒就能看到抱着孙子的护士走出来。
可现实却给了她狠狠一击。当护士抱着清理干净、被粉色襁褓包裹着的我走出来时，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例行公事地宣布：“恭喜家属，是个千金，六斤八两，母女平安。”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奶奶脸上那朵刚刚绽放的、充满期待的笑容，瞬间像被寒霜冻住，一点点凋零，最后彻底消失不见。她原本伸出去、准备接过“孙子”的手臂，僵硬地停在半空中，几秒钟后，又像被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
她没有看我一眼，没有问一句“大人孩子是否平安”，甚至没有理会旁边大姨递过来的热水。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短促而冰冷的气音，那声音里满是失望和嫌弃，像一片冰冷的雪花，落在我裸露的脸颊上。然后，她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着医院走廊的出口走去，背影决绝而冷漠。
那个背影，是我人生中接收到的第一个关于“拒绝”的清晰信号。它像一根细小的刺，扎进我还未发育完全的心脏里，带着微弱却持续的痛感，提醒着我——我的到来，从一开始就是不被期待的。
是大姨，在所有人或失望或冷漠的目光里，快步走上前，从护士手里接过了我。她用自己温暖的、还带着些许颤抖的怀抱接纳了我，小心翼翼地抱着，生怕碰坏了我这弱小的身躯。她低头看着我被憋得依旧有些发紫的小脸，心疼得直掉眼泪，滚烫的泪珠落在我的襁褓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她一遍遍轻轻拍着我的背，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嘴里还小声念叨着：“可怜的娃，没事了，没事了啊。”她的体温透过襁褓传过来，温暖而踏实，是那个充满失望和寒冷的清晨，我唯一能感知到的、真实的暖意。
我就这样，在最初的失望和唯一的温暖交织中，开始了我的生命。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出生，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一个因为缺少了“那二两肉”而被打上“原罪”标签的错误。而这错误，像一道无形的阴影，在往后的许多年里，都笼罩着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