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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三国志》及关联史料中的“善事”，并非传统道德意义上的仁善，而是交织着政治理性、人性弱点与心理补偿的复杂行为。

从人性角度分析，可透视其自卑与权力焦虑下的矛盾选择：一、民生关怀：创伤后的秩序重建与权力合法化1. 恢复农业与经济治理曹丕延续曹操“与民休息”政策：推行屯田，引导百姓养牛造车，“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

无牛者令养猪，贵卖以买牛”，使“编户皆有车牛”（《晋书》）。

黄初二年（221年）下诏赈贷贫民，“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三国志》）。

人性角度：成长于汉末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民生凋敝的创伤记忆深植其心。

这些政策既是对社会秩序的本能修复，亦是通过经济稳定换取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计算——民生改善可弱化篡汉的道德争议。

2. 抚恤阵亡将士黄初元年（220年）下诏收殓战死者遗骸归乡安葬，官府主持祭祀。

人性角度：对死亡将士的共情，隐含对自身军事短板（两次伐吴失败）的补偿心理。

此举既收拢军心，亦是对“人命如草芥”乱世的反思性回应。

二、政治宽恕：焦虑中的形象经营与伦理妥协1. 优待汉献帝代汉后封献帝为山阳公，实封万户（占魏国总户数1%），允其保留天子仪仗，献帝善终于234年。

人性角度：权力焦虑的转移：弑君将引发士族离心（如王莽诛孺子婴遭反噬），厚待献帝可包装“禅让”合法性。

家族情感的牵制：三位姐妹嫁献帝（尤其曹节以死护夫），迫使其妥协。

自我道德开脱：借“宽仁”掩饰夺位污点，缓解内心道德紧张感。

2. 未诛汉室宗亲仅降爵安置刘氏子弟，未行肉体消灭。

人性角度：对比其迫害兄弟的狠辣，此举凸显政治理性对个人情感的压制——汉室己无威胁，杀戮徒增恶名。

三、家族温情：自卑情结下的代偿性救赎1. 抚育幼弟曹干曹操临终托付5岁幼子曹干，曹丕悉心教养：容其童言呼己为“阿翁”（父亲），耐心纠正“我，汝兄耳”（《魏略》）。

屡次晋封其爵位（燕公→河间王→钜鹿王），临终再托付儿子曹叡。

人性角度：童年创伤的代偿：自幼被父忽视（曹操独宠曹冲、曹植），通过扮演“慈父”角色治愈自身缺爱之痛。

权力安全的宣泄：曹干年幼无威胁，施恩可满足控制欲又不损权位，是其罕有的情感出口。

2. 对卞太后的隐忍虽被母骂“狗鼠不食汝馀”（因纳父妾），仍保持礼节，未行逼迫。

人性角度：自卑者需维持孝道形象以缓解道德压力，母权亦是制衡士族舆论的工具。

西、超越时代的生死观：虚无主义下的豁达主张薄葬要求葬于“不毛之地”，棺仅容身，陪葬唯陶器，禁金银珠玉，称厚葬者“愚”（《典论》）。

人性角度：乱世中见惯生死（如瘟疫“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形成肉体虚无观。

以“反奢”彰显理性君主形象，暗含对权贵奢靡的批判——一种对自身道德争议的升华式辩解。

结论：自卑者与统治者的双重救赎曹丕的“善”本质是创伤驱动的补偿行为：民生政策是对乱世阴影的秩序修复，亦为权力镀金；政治宽恕是焦虑中的风险规避，借宽仁掩饰篡逆；家族温情是童年缺爱的代偿，仅施于无威胁者（如曹干）；薄葬主张是看透生死后的理性宣言，用以平衡道德污名。

他一生困于自卑情结（母贱、父轻、弟贤）与权力合法性焦虑，善举成为其维系心理平衡的支点。

这些行为虽含功利，却也在血腥的三国史中折射出人性挣扎的微光——权力未必泯灭全部良知，但会扭曲其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