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八大兵书——姜太公兵书(三军武王)在线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中国古代八大兵书——姜太公兵书三军武王

在姜太公看来，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与民共用则享有天下，独断专行则失去天下。

对于“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太公认为这不是天时变化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于君主的贤明与昏庸。

作为一国之君，怎样处理政务才算适度呢？太公认为，君主应宁静而安详，温和而有节度，不能浮躁急切，要多施恩惠，谦虚谨慎，不偏不袒。

听别人说话，不能轻易地许诺，也不能立即加以否决。

不然，或因不能兑现诺言，而失去信用，或因而造成进言途径堵塞。

君主的气质风度，要像高山一样，使人仰望而不能窥其顶峰，要像深渊一样，使人俯视而无法度其深浅。

作为君主，还必须明察秋毫，天下的情况，就像百川汇聚至海洋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君主那里，君王也就能明察秋毫，不至于被蒙蔽。

治理国家，一定要挑选适当的人才，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是：给他财物，看他是否会逾越礼法；赐他显贵的爵位，观察他是否骄傲凌人；托付他重任，观察他是否一心为公；任用他处理事物，观察他是否不虚伪欺诈；把他送到危险的地方，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派他去处理复杂的事情，观察他是否有应变的能力。

姜太公认为，君主招揽了贤才，但却得不到贤才的辅佐，使得社会混乱不安，其错误在于：把世俗所称誉的人当作贤才，把世俗诋毁的人视为不肖，拉党结派的人被选用，缺少朋党的人就被淘汰；奸邪小人互相勾结，阻挡贤才受到重用；忠心耿耿的人，往往被诬毁下狱；奸臣用虚假的荣誉骗取爵位，以上种种便是造成时局混乱的根源。

一文师原文文王将田1，史编2布卜3曰：“田于渭阳4，将大得5焉。

非龙、非螭6，非虎、非罴7，兆8得公侯，天遗9汝师，以之佐昌10，施及三王11。”

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12为禹占，得皋陶13，兆比于此。”

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14见太公，坐茅以渔。

文王劳15而问之，曰：“子乐渔耶？”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16非乐之也。”

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钓有三权17：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

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文王曰：“愿闻其情18！”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19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20，情也。

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21。

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谏，不恶至情。

何为其然？”太公曰：“缗22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23饵香，中鱼食之；缗隆24饵丰，大鱼食之。

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

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25。

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26。”

呜呼，曼曼绵绵27，其聚必散；嘿嘿昧昧28，其光必远。

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

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29焉。”

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30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

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

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

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

能生利者，道也。

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注释1田：打猎。

2史编：史，太史，官名，负责掌管祭祀和记事等；编，人名，商周时期史官兼掌天文、卜筮。

3布卜：宣布占卜的结果。

布，陈述。

卜，占卜。

4渭阳：渭水的北边。

渭，渭水。

阳，古称水之北、山之南为阳。

5大得：很大的收获。

得，收获。

6螭：古代传说中似龙非龙的动物，色黄，无角。

7罴：即熊。

8兆：古代占卜时以龟甲烧裂形成的裂纹来断吉凶，裂纹称之为兆。

9遗：赠，赐给。

10佐昌：佐，辅佐；昌，昌盛。

11三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及周成王，在此泛指后代子孙。

12史畴：史，宫名；畴，人名。

13皋陶：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姓偃，舜帝时曾任掌刑法之官。

14卒：终于。

15劳：慰劳、慰问。

16殆：近乎。

17三权：三种权术。

权，权衡、估量。

18情：情况、真实道理。

19实：果实。

20亲合而事生之：与君子默契相投，才能亲密合作；亲密合作，事业才能成功。

21事之极：事物最后能达到至好的境界。

极，终点。

22缗：钓鱼用的丝线。

23调：调和、适中。

24隆：丰厚、丰重。

25拔：攻取、取得。

26毕：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

这里作动词，意谓用长柄网捕取禽兽，引申为征服。

27曼曼绵绵：指幅员广大，历传数代的商王朝。

曼曼，同漫漫，形容距离远，时间长。

这里形容幅员广大。

绵绵，连绵不断的意思。

28嘿嘿昧昧：不声不响，昏暗不明的样子。

这里指周国暗中准备的意思。

嘿，通默。

29敛：欲望，引申为信念之意。

30擅：独揽，此为专擅之意。

译文周文王将要出城去打猎，命令史编为其占卜，得吉兆。

史编对文王说：“你这次到渭水的北岸打猎，将有很大的收获。

所得既不是龙、螭，也不是虎、熊，而是拥有公侯才干的人，上天将派他来做你的老师，辅佐你事业成功，还要加惠于你的子孙后代。”

周文王问：“占卜的预兆真有这样吉祥吗？”史编说：“臣的远祖史畴曾为禹帝占卜而得皋陶，那次的兆词和今天的非常相似。”

文王于是斋戒三日，然后乘着打猎用的车，驾着骏马，来到渭河北岸狩猎，果然遇见姜太公，他正坐在茅草丛生的河岸边钓鱼。

文王向前对太公表示慰劳之意，然后问他说：“先生很喜欢钓鱼吗？”太公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没有不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般人乐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现在钓鱼的道理与这些很相似，并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文王问：“怎么说道理与这很相似呢？”太公回答说：“钓鱼这件事，如同君主网罗人才一样，有三种权术：用厚禄引诱人才，使他发挥所长，好像用鱼饵钓鱼一样，是一种权术；用重金收买勇士，使其勇于赴难，好像用香饵钓鱼一样，又是一种权术；用不同的官位授予不同的人才，使其效忠，好像是用不同的诱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这又是一种权术。

凡是垂钓者都希望钓到鱼，钓鱼的道理实在深奥，从这道理中可以观察和处理天下大事。”

文王说：“我想听听这深奥的道理！”太公说：“源泉深远则水流通畅不息，水流通畅不息，鱼类才得以生存，这是自然的道理。

树木根深长则枝叶茂盛，枝叶茂盛，才能结出果实，这也是自然的道理。

和君子相处，如果志同情合，就能亲密合作，亲密合作，就能建功立业，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

一般的言语应对，无非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能说出真情实意，肺腑之言，才能称得上是至交了。

现在我说的话，都是至情之言，毫无隐讳，你听了不会感到厌恶吧！”文王说：“凡是有仁德的人都能接受最正直的劝谏，不会厌恶人家讲真话；你怎么会这么说呢？”太公说：“钓丝细微，鱼饵明显，小鱼会来吃；钓丝适中，鱼饵味美，中等大小的鱼儿会来吃；钓丝粗长，鱼饵丰硕，大鱼会来吃。

鱼儿食饵上钓，就会被钓丝牵制。

人们要食君俸禄，就要服从君主。

所以用香饵钓鱼，鱼可供烹用；以爵禄取人，人可竭尽其力；以家为基础而取得国家，国家就能为你所有；以国家为基础而取天下，天下就可以被你征服。”

太公感叹地说：“幅员广大，历史悠久的商王朝，它所聚积起来的一切，终归要烟消云散；不声不响，暗中准备的周国，它的光辉终会普照四方，影响深远。

圣人的德行，常常是用他的德惠去打动人心，使他们都受到感化。

快乐啊，圣人所思虑之事，使人人各得其所，并以此为准则来收揽人心、树立威望。”

文王又问：“要怎样树立收揽人心的方法才能使天下归顺呢？”太公答道：“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与天下人同享天下之利者，则可以得天下；反之独占天下之利，就会失去天下。

天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更替，地有丰富的财货堆积着，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天下的福利，才能称得上是仁爱。

仁爱所及的地方，天下人就归顺他。

免除人们的死难，解决人们的困苦，救济人们的灾患，扶助人们的急困，才能称得上是恩德。

恩德所在的地方，天下人就归附他。

与天下之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才称得上是情义。

情义所在之地，天下就归附他。

凡是人，总是厌恶死亡而热爱生命的，总是感恩戴德而追求利益的。

能使人民生活有保障，满足人民利益的，就叫做道。

谁拥有道，天下就归顺谁。”

文王听了太公这一番话，再次称谢，说道：“先生讲得太有道理了！我怎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呢！”于是，文王就把太公请上猎车，一同回到都城，并拜他为老师。

心得周文王为了推翻商朝腐败的统治，求贤若渴，亲自去拜访当时著名的隐士姜子牙，于是就有了他俩在渭河边上的一席对话。

据传，当时姜子牙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

从这一席对话看来，姜太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从钓鱼悟出君臣关系的奥妙和政治哲学，以此深入浅出地说动文王。

从“君子乐得其志”讲到“仁”、“义”、“道”、“德”之所在则“天下归之”的道理，阐明网罗人才和收揽民心的方法，把“利”看作是最关键的东西，真是一针见血，充满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智慧和直率，所谓“言至情者，事之极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公还说出了一种永恒的真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姜太公是反对“家天下”的，在他心目中，君主和臣民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出现了不平衡的倾向，天下的“得失”就要发生变化了。

但姜太公也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者。

他以远大的目光注视着历史的演变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在他看来，一个腐败王朝的崩溃，和一个新政权的兴起，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军事武力的较量。

商纣王朝尽管貌似强大，但它终归要冰消瓦解，“其聚必散”；周国虽然暂时弱小，但它必然如日初生，“其光必远”。

姜太公指出：以仁德感化众生，这才是一种最伟大的力量、最崇高的乐境。

事实的确如太公所说的一样。

春秋时郑国的公孙侨，字子产，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政治改革家。

他在郑国执政数十年，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守旧势力，表彰“忠俭”，反对“太侈”，改革田制和兵赋制度，公布刑法条文，限制特权，整肃政纪，使小小的郑国，国力大为增强，国威也因此而提高。

在政治统治谋略中，子产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姜太公所主张的“与民同享天下之利”，“以仁德治理天下、收揽民心”的谋略。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危时对子大叔说：“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夫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

故宽难。”

子产认为，统御人民，过严过宽都不好。

过于严苛，人民惧怕，过于宽容，人民易轻慢。

但首先应该是宽，其次才是猛。

宽比严更难掌握。

子产死后，子大叔执政，弃“猛”而行“宽”，社会很快就陷入混乱，盗贼蜂起，他才下定决心治理。

当时鲁国的孔子听到这个消息，感叹道：“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的意思是：政策宽大，人民就要轻慢，纠正轻慢就要改用严厉政策；施行严厉政策免不了要杀人，杀了许多人以后，可以再施行宽政，这样宽猛相济的政策才是最适当的。

《孔子家语·正论解》也云：“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显然，子产与孔子的这套统治理论，和姜子牙的主张相同，都是适应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备受君王将相推崇，作为一种统御的谋略。

至今，以仁德治理天下，宽严结合仍然为一种可资借鉴的统治和管理的方式。

的确，孔子早就说过：“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

君主宽宏则人心归附，为民众谋利益则会使其顺从。

这是一条使人顺应的心理规律，深刻地体现出统御策略的治世原则。

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方能得众。

为民众谋福利则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顺从。

这也就是姜子牙所说的：“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商汤是商王朝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

孔子曾推崇他和夏禹、周文王、周武王为“三代之英”。

商人原来是活动在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一直为夏朝征服控制，向夏王朝称臣纳贡。

但在商汤即位以后，夏王朝以桀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暴虐无道，人民不满其残暴统治，起而反抗夏王朝，于是便逐渐走向衰落；而商部落则由于商汤采取了一系列治国富民措施，开始逐渐强大起来。

商汤所采取的主要治国之策就是宽则得众，惠能使人，以仁德服众。

商汤不拘一格，选用贤才，突破了部落的界限，宽宏大度的起用有政治才能的外部人士，如仲虺。

另外有一名叫伊尹的陪嫁奴隶，借喻于烹调滋味与汤谈论王道，生动深刻，商汤发现他是一个人才，便聘用他为相。

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开始了一系列与夏王朝争夺附属国的活动。

商汤首先宣传自己的“仁德”，并努力影响周围部落。

《史记·殷东记》记载，商汤捕鸟时网开三面，只留一面，不滥捕杀鸟类。

此事虽小，但传开后，周围的部落认为“汤的仁德，能及于禽兽”，莫不诚心归服于商。

商汤还采取与其他部落通婚和大量选用外部族人到商任职的方法，与许多部落建立了联盟。

商汤还大力恩惠于一些部落。

有的部落祭祀无牛羊，商汤立即派人送去牛羊。

有的部落缺粮，商汤就派青壮年去帮忙种田，又派老人小孩到田里送饭。

所以商汤很快就掌握了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国力大大增强。

当然，商汤也使用武力征伐。

据史书记载：“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逐步铲除了夏的羽翼。

最后，当灭夏的时机成熟时，商汤便发出讨伐宣言，以激励各路诸侯和士兵。

商汤率大军直逼夏都阳翟，百姓见汤军到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若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可见商汤为百姓所拥护的热烈景象。

商军与夏军决战于鸣条山，大败夏军，夏桀败亡死于南巢，夏朝灭亡。

在建立了商王朝后，商汤展开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并积极地开疆拓土。

在商朝初期，商的疆土范围已是东抵海滨，西达陕西西南部，南及湖南北部，北到河北北部。

据《诗·商颂·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说明商汤以仁德服众，惠能使人，连远方的氐族和羌族也臣服。

在王朝创立之初，周文王的当务之急应是招兵买马，用武力与商纣决一雌雄，取而代之。

然而，事实却不然，他从偏僻的渭水边，接回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并拜他为师。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以仁德待人，才能使人心归顺。

本篇还论述了选贤举能的问题，提出了“钓有三权”的求才谋略。

其主要内容是谈论钓贤和钓鱼都是为了求有所得。

既然鱼有大小，饵就应该有所不同；而人才有差异，求贤的方法也就不一样。

作为君王，有三权在手，可以用来钓贤，即：掌握俸禄厚薄之权，可使贤才毕尽所能；掌握官爵高低之权，可使臣僚恪尽职守；掌握旌赏忠勇之权，可使勇士趋难赴死。

此一谋略对当代人才的引进与使用也极具启发意义。

二盈虚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1，一盈一虚2，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3不等乎，其天时4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太公曰：“昔者帝尧5之王6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7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8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9，甍10桷11椽楹不斲12，茅茨13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14粱之饭，藜藿之羹15，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16。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

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

旌别淑慝17，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

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

存养天下鳏、寡、孤、独18，振赡祸亡之家。

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

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注释1天下熙熙：天下纷乱的样子。

熙熙，杂乱。

2一盈一虚：时而富有，时而贫弱。

盈，富裕、有余。

虚，空虚、不实。

3不肖：不贤、没有才能。

4天时：自然变化的时序，指天命。

5帝尧：传说我国古代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在位70年，禅让于舜。

6王：统治、治理。

7锦绣文绮：带有彩色花纹、美丽图案的各种丝织品。

绮，纺织品。

8玩好：供玩赏的东西。

9垩：用白粉粉刷墙壁。

10甍：屋脊。

11桷：方椽。

12斲：削，此为雕刻之意。

13茅茨：茅草、野草。

14粝：粗粮、糙米。

15藜藿之羹：用野菜做的汤。

藜、藿，指野菜。

16无为：道家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变化的意思。

17旌别淑慝：表彰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

旌，表彰。

淑慝，善良和邪恶。

18鳏、寡、孤、独：鳏，老而无妻。

寡，老而无夫。

孤，幼而无父。

独，老而无子。

译文文王请教太公说：“天下熙熙攘攘，时而强盛，时而衰弱，时而安定，时而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由于君主有贤明与不肖的差别吗？又或者是由于天命变化的自然结果？”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则国家危亡而人民动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太平而人民安定。

所以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与天命的变化无关。”

文王说：“可以把古代圣贤君主的事迹讲给我听听吗？”太公说：“从前帝尧治理天下，上古的人都称颂他是贤明的君主。”

文王又问：“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呢？”太公说：“帝尧为君时，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不观赏珍贵稀有的异物，不把古玩器物当作宝贝珍藏，不听淫逸的音乐，不用白土粉饰宫廷墙垣。

宫殿的栋梁、房椽、木条、支柱不作雕梁画栋的装饰，庭院的野草不加修剪。

以鹿皮御寒、以布衣蔽体，吃粗粮饭、喝野菜汤。

每逢耕作季节，不再使役人民，以免耽误农时，妨碍耕织。

约束自己的心志，抑制自己的欲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治理国家。

对忠心耿耿、正直守法的官吏，就提升他们的爵位；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他们的俸禄。

爱戴百姓、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的，就关心敬重他；努力从事农耕、发展蚕桑的，就慰问勉励他。

为了区别善良邪恶，对于秉性善良、品德高尚的人在其门闾加以表彰。

以公正和礼节之心来处理政务，并以法律和规章为准绳来惩治邪恶。

对于不喜欢的人，只要他有功绩也必加奖赏；对于偏爱的人，只要他有罪也必加惩罚。

赡养所有鳏寡孤独的百姓，救济遭遇灾难的家庭。

而他自己则生活俭朴，加上人民的赋税和劳役很少，因此，所有的百姓皆生活富裕而无饥寒之态，所以百姓爱戴他，有如天上的日月，亲近他有如自己的父母。”

文王听后感叹地说：“帝尧的德行多么伟大啊！他真是一位贤明的君主。”

心得中国古代，对于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演变，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曰天命论；二曰人力论；三曰天命人力相持论。

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姜太公是标准的人力论实践者，他对“天时”天命抱持着完全否定的态度。

历史记载着人类演绎的经过，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运行，都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存在非人的意志或规律来决定的神话模式。

姜太公完全肯定人力的决定性作用，其观点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人力，姜太公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君主，二是民众。

他首先强调君主的贤明，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治而民安”。

这似乎过分夸大了君主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姜太公是从盈虚祸福两个方面来立论的。

与人民与国家的祸乱衰亡之源无关，只有君主，因为身为一国的领导者，才有可能造福于民，也可能遗害于国家。

姜太公特别强调，遗害之根在于君主，而造福却非君主个人能力所能及，因此还需要百姓们的共同努力。

他用人民的“尽力农桑”和“孝慈”之风来说明这个道理，同时指出“万民富乐”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一个贤明的君主，其职责就在于使“万民富乐”。

为此，君主甚至要压抑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享乐，尽力为人民奉献，而不是无度的索取。

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得爱民，凝聚人心，发挥人力。

同样，作为军中统帅，要想在战争中取胜，依然要做到爱兵爱民，才能团结一致，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历史上有许多军事将领都非常注重爱兵爱民。

如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就是一位爱兵胜爱子的名将。

他在魏国当将军时，与士卒同衣食，共甘苦，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自裹粮负重。

一次，他率军进攻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军中有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疼痛难忍。

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身为大将的吴起，不顾毒疮的脏臭，亲自为士兵吮毒，挽救了他的生命。

这样，部队的官兵关系得到进一步融洽，战斗力大大增强。

吴起爱兵吮毒，几千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又如北宋名将曹彬称病止妄杀，保全了金陵今南京城，堪称爱民典范。

《宋史·曹彬传》记载，公元974年，曹彬奉命率领10万水陆大军进攻南唐，包围金陵。

为了减轻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破坏，他下令对金陵城围而不打，并遣使劝降，迫敌就范，以确保古城安全归宋。

然而南唐后主李煜执意不降。

宋军围城十个月而不攻，将士纷纷请求屠城，以解心头之恨。

在即将破城时，曹彬担忧的是克城之日，难以制止将士们的复仇行动和城内军民将遭杀戮。

于是，他称病卧床不起。

部将闻主帅得病，心急火燎，前往探视。

曹彬对部下的问候闻而不答，请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曹彬恳切地说：“我的病非药石所能治愈，惟须诸公诚心发誓，在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

只有这样，我的病才能不医而自愈。”

大家深为曹彬的爱民之心所感动，即焚香起誓，表示不违主帅所望。

破城之日，宋军严格执行曹彬的命令，使城内安然无恙。

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进军江南，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深受感动，特地召谕蒙古军将领要学习曹彬的榜样。

所以，繁华的金陵虽几经宋军和元军夺占，都依然保全完好。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各级指挥员，更是爱兵爱民的典范。

人民军队从创建以来，就是官爱兵，兵爱官，官兵一致；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

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不仅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军现代指挥员应不断发扬革命传统，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更为强大的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军队。

三国务原文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1。

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2则与之；俭宫室台榭3则乐之；吏清不苛扰4则喜之。

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5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6则怒之。

故善为国者，驭民7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1为国之大务：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2薄赋敛：少向百姓征收赋税。

薄，少。

敛，征收赋税。

3俭宫室台榭：少建筑宫室台榭。

台榭：高大顶平的建筑物和建在上面的亭子。

4吏清不苛扰：清廉的官吏不用苛捐杂税滋扰百姓。

5疲：疲劳，此为劳民伤财。

6吏浊苛扰：官吏贪污，苛杂税扰乱百姓。

7驭民：治理民众。

驭，驾驭，此为治理。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我很想听一听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怎样才能使君主受到百姓的拥戴，人民生活得安乐幸福呢？”太公说：“治国的根本道理，无非爱民罢了。”

文王又问：“应当怎样爱民呢？”太公回答说：“要多给人民好处，而不加以损害；要促进人民生产，而不加以破坏；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要杀害无辜；要给人民实惠，而不加以掠夺；要使人民安居乐业，而不使其困苦；要让百姓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怒。”

文王接着说：“希望你进一步解释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不要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给予他们利益；不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促进他们生产；不使刑罚加于无罪之人，就是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减轻赋税，就是给人民造福；少建宫室台榭以节省民力，就能使人民安乐；官吏清廉，不苛刻扰民，就能使人民喜悦无怨。

反之，如果使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损害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民耕作时节，就是破坏他们生产；假使人民无罪而加以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人民的赋税，就是掠夺他们的财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就是使他们陷于困苦；官吏贪污苛刻扰民，就会使得百姓怨怒。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统治人民如父母爱子女、兄长爱弟妹一样，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虑，见其劳苦则为之哀怜。

赏罚百姓，如同赏罚自己；征收赋税，好像夺取自己的财物。

凡此种种，就是爱民的道理。”

心得文王向太公请教治国的大道理，无非是想让自己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安居乐业，不致怨怒造反。

姜太公回答说，治国的大道理在于“爱民”。

这就告诉文王，你如果想安享太平，受到人民的拥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先爱护人民。

人民拥戴你，并不是无条件的义务，因此，你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私欲，去满足人民的利益。

同时，姜太公认为“爱民”不是一句口号。

从人民的物质利益到精神生活，都要全方位地予以关心、爱护，并且落实，既使人们生活得富裕安定，还要使人们心情舒畅。

继姜太公之后，孟子也强调“保民而王”。

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

统治者已经开始把人民的地位、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国家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

《左传》在记敘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

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王”。

《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聘问赵威后，信还没有打开，威后就问使者，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

使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把贵贱弄颠倒了。

赵威后却说：“苛无岁，何以有民？苛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

赵威后并且还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否则，“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对此，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制胜的根本，“城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力克群雄、统一北方，与他所采取的措施得到民众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民迫于战乱，生活流离失所，曹操将流民安置起来，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安顿下来。

曹操所率军队号令严明，秋毫无犯。

有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麦田，下令“践麦田者斩”的命令，当自己骑马经过麦田时，由于野鸟突然飞起导致战马受惊，践踏了一片麦子。

曹操请求部队执法官对自己进行惩罚，最后“割发代首”，号令三军，以示警诫。

此举深得民心。

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的考虑，故《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

对此，孙武解释说：“令民与上同意也。”

显然，其意也在于使人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民众怨声载道之时。

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地区或中原霸主，他们之所以能成为霸王，关键在于他们在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

刘邦所创立的大汉王朝，成为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

不仅秦王朝所不及，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匹敌。

从历史因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了让民修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初期的强盛，也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禄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爱民”、“保民”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谋略中的瑰宝。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乃历代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普遍接受认同的观念。

吴起在向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也提出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的谋略思想，主张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

在吴起看来，“四德”修好，国家就能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就会走向衰败、灭亡。

“四德”修好，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

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要“亲万民”，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

姜太公说得好，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

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

君主制的实践者实际上是官吏。

官吏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姜太公特别提到官吏的清廉与腐败问题，指出他们的行为与百姓的苦乐贫富息息相关。

在古代社会，由于官僚制度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常常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这个思想和《水浒传》作者的立场，相去不远，应该加以肯定。

四大礼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太公曰：“为上唯临1，为下唯沉2，临而无远，沉而无隐。

为上唯周3，为下唯定4。

周则天也，定则地也。

或天或地，大礼5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6，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担。

许之则失守7，拒之则闭塞。

高山仰止8，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

神明9之德，正静其极10。”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11，心贵智。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辐辏12并进，则明不蔽矣。”

注释1临：居高临下。

这里是洞察下情的意思。

2沉：深沉，隐伏。

这里是谦卑恭驯的意思。

3周：周遍。

4定：安定。

5大礼：隆重庄严的礼仪。

6平志：据《武经七书直解》：“平志，不私曲也。”

即无私衷。

7守：自己心里的主见。

8高山仰止：见《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是仰慕、效法的意思。

9神明：据《武经七书录解》：“应酬万变者神也，辨别众理者明也。”

即英明正确之意。

10极：准则。

11聪：听觉灵敏。

12辐辏：比喻人或物聚集在一起。

辐，车轮上的辐条。

辏，许多辐条集中于毂车轮中心的圆木。

译文文王问太公：“君臣之间的礼法有哪些内容？”太公回答说：“作君主的，最重要的是要能体察下情；作臣子的，重要的是要能谦恭驯服。

体察下情但不要疏远臣民；谦恭驯服但不要有所隐瞒。

当君主的，要普施恩德；作为臣下的，要处事安定。

普施恩德，要像上天那样覆盖万物；处事安定，要像大地那样载物沉稳。

君主效法天，臣下效法地，君臣之间的大礼就形成了。”

文王问：“君主应该怎样临朝执政呢？”太公回答说：“人君临朝处事，要大度从容、气质安详、温和涵蕴、有理有节。

与臣下议事，要善于听取合理的意见，不固执己见，虚心静气，公平待物。”

文王又问：“君主应该怎样倾听臣下的意见呢？”太公回答说：“人君听人之言，不可轻率接受，也不可简单拒绝。

轻率接受，就失去了自己的主见；简单拒绝，就容易闭塞言路。

人君的气度，应像高山一样，使人景仰，而不可及；应像深渊一样，使人俯视，而莫测其深。

要有英明睿智的德行，公正宁静的风范。”

文王又问：“君主怎样才能明察一切呢？”太公回答说：“眼睛贵在明辨事物，耳朵贵在听辨声音，心智贵在能思考问题。

作为君主，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眼睛来观察事物，就能无所不见。

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耳朵去探听消息，就能无所不闻；倘能以天下所有人的智慧去思考问题，就能无所不明。

天下的情况，如果都能像车轮的辐条辏向车毂那样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君主，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不受任何蒙蔽了。”

心得文王向太公问了四个问题，分别是“君臣之礼”和君主如何“主位”、“主听”及“主明”。

太公一一作了回答，指出君臣之礼，要效法天地的广大厚重，不可偏私轻率；而“主位”、“主听”及“主明”，即说明君主临朝执政，从根本上说，需要一种宽宏的气度和超人的智慧。

这实质上是要求君主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风范。

也就是说，君主不单只是一个集权的象征或傀儡，他必须德才兼备，一方面堪为普天之下人民的心灵耳目，一方面又具备崇高的理想人格，所谓“内圣外王”，才能洞悉一切，不虚此位，造福国家，造福百姓。

否则，他就是一个昏聩的君主，无法兴盛国家，恩泽百姓。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姜太公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这就是说，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人民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其实岂止君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不就拥有了最高的智慧吗？五明传原文文王寝疾1，召太公望，太子发2在侧。

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3将以属汝。

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柔而静，恭而敬4，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注释1寝疾：卧病。

2太子发：文王之子，名发。

文王死，发继位，称武王。

武王承父遗志，灭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

3社稷：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的土神、谷神。

后来用以当作国家的代称。

4敬：不怠惰、不苟且。

译文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望，太子发也在床边。

文王叹息道：“唉！上天将要遗弃我了，周国的社稷，将要由你指太子发来治理了。

现在我想请我们的老师讲讲至理名言，以便明确地传给后代子孙。”

太公问道：“你想问什么呢？”文王说：“我想问问先圣治国的大道理，之所以被废弃，之所以能兴起，其原因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说：“见到善事却懈怠懒惰不为，时机到来而迟疑不决，明知不对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就是国君治国之道废弃的原因。

对己能谦和宁静，待人能恭敬有礼，接物能刚柔得当，行动方面既能忍耐又很果断，具备这四种优点，国君治国之道就能兴旺。

所以义理胜于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于义理，国家必然衰败；动谨胜于怠惰，国家必然吉祥；怠惰胜于勤谨，国家必然灭亡。”

心得文王病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特地把太公召来，要他讲讲延续国脉的建言，以此传给后代子孙；并要太子发武王在旁边聆听。

文章从“起”兴“止”亡正反两个方面来对比立论，阐明义、欲、敬、怠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关系，最后归结到：“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太公提倡“义”与“敬”，反对“欲”与“怠”。

什么是“义”？韩愈说：“行而宜之，谓‘义’。”

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处事合乎道理，对人民有益。

有些人不然，行事单凭自己好恶，只追求个人私利，这种“欲”就是不义。

所以“义”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道”，一是“行”，两者合起来就是“义”。

空谈“道”，而没有行动，不是“义”；有行动，但不合乎“道”，也不是“义”。

《水游传》上的梁山好汉们把“行道”看做“义”，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是“敬”，“敬”就是办事恭谨虔诚，勤恳尽力。

这是对“行道”的具体要求。

既然“义”就是“道”的所在，那么“行道”就应该有一种敬业的精神，全心全意把事情办好，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怠惰疏乎。

总之，姜太公把“义”和“敬”看作是国家兴盛的两个基本前提，实际上是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提倡一种理性的精神和实践的态度；反对“欲”与“怠”，这些话主要是讲给年轻的太子发听的，但其中无不包含着历史经验的真理。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年轻人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那就是：理性的思想不够成熟，而感性的欲望易于冲动。

所以，年轻人要学会克制自我。

当然，在人际关系中提倡克制决不是主张“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那就把你右脸也伸过去”。

而在人际关系中关于克制，是为了求得和谐，建立做朋友的友好气氛。

古往今来，凡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们，大多是拥有克制力的人。

克制，是理性的自控，不是压抑，不是屈服，不是奴颜卑膝，不是献殷勤，不是无原则迁就，也不是不要斗争，不要真理。

六六守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1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与2也。

人君有六守3、三宝4。”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5；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

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

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农、人工、大商谓之三宝。

农一6其乡7，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

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无乱其乡，无乱其族。

臣无富于君，都8无大于国。

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注释1君国主民：为国之君，作民之主，即指君主。

2与：给与，托付。

3六守：挑选任用人才的六项标准。

守，遵守的准则。

4三宝：指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件大事：农、工、商。

宝，贵重的东西。

5无转：坚定不移。

6一：聚集。

7乡：行政区域单位。

相传周制以1．25万家为乡。

8都：城邑。

古时有宗庙的城邑叫都，君主居住的城邑叫国。

译文文王问太公道：“君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为什么会失掉他的国家和人民呢？”太公回答说：“那是因为用人不慎的结果。

人君应当以六个德性标准来选拔人才，并以三个谋略来管理国家。”

文王问：“什么是六个德性标准呢？”太公说：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实，四是诚信，五是勇敢，六是智谋。

这些就是六个德性标准。”

文王又问：“怎样慎选符合六个德性标准的人才呢？”太公回答说：“使他富有，观察他是否不逾越礼法；封他以高官，观察他是否不骄傲凌人；委他以重任，观察他是否能坚定不移去完成；让他去处理问题，观察他是否有所隐瞒；让他处于危难的境地，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件，观察他是否善于应变。

富有而不越礼，即是仁爱；尊贵而不骄傲，即是正义；赋予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即是忠实；处理问题而不欺下瞒上，即是诚信；临危不惧即是勇敢；应变不穷即是智谋。

人君不能把控制三件宝器的权力交给别人，若是给了别人，君主就丧失了他的权威。”

文王问：“什么是三件宝器呢？”太公回答说：“三件宝器就是：农业、手工业、商业。

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一乡，互助合作，那么粮食自然充足。

把工匠们组织起来，众居一镇，交流技术，器用自然丰富。

把商人组织起来，聚居一市，互通有无，货物自然充盈。

重视农业、手工业、商业，使三种行业各得其所、各安其业，人民自然就心无他虑了。

不要扰乱他们的领域，不要拆散他们的家族；作臣子的不能富于君主，城邑不能大于国都。

长久选用具有六个德性的贤才管理国家，国君的事业就会兴旺；三种经济制度完备，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心得历史上不乏亡国之君。

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为什么会失掉曾经拥有的权力，而被人民所拋弃，被他人所取代呢？姜太公对此颇有研究。

他认为君主权力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选贤用能；二是发展经济。

为此，他具体提出了“六守”的用人标准和“三宝”的经济谋略。

其主要精神，就是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的问题。

这不仅是治理农、工、商，也是治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的两个根本问题。

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所谓人才，就是具备出色的管理方法和能力的人。

不懂方法，谈不上人才；没有人才，也谈不上方法，但是管理人才与管理方法比起来，前者是更根本的东西，因为方法也是由人创造和掌握的。

方法离开了人，就失去了生命，成了死的东西。

选贤任能是领导者将其工作职权分别授予被选拔的下属，使其各尽其能、发挥其长、共谋事业的一种统御策略。

关于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如《吕氏春秋·知度篇》所指出的：“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

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

同书《分职篇》还进一步阐述道：“夫君也者，处虚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者也；能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

汉高祖刘邦可以说是善于选贤任能的典范。

首先，他善于处虚服而无智，并且熟知百官之要。

每当有人才投效于其门下时，他皆以诚相见，虚心求教，好像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似的。

在接待和求教的过程中，他仔细观察来者的人品，了解其秉性、特长并且熟知其要。

其次，在使用人才方面，他择长而授任，善使众能，如：运筹帷幄用张良，出奇制胜用陈平，率军作战用韩信，抚民治国用萧何，安定社会用周勃，甚至连樊哙也能发挥其匹夫之勇，使鸿门宴化险为夷。

再次，他择将而授权，能使众为。

刘邦善择将是众所周知的。

他择将的诀窍除上述择长授任外，还在于授权。

百官既定名分后，各授予相应职权，以保障他们行使职能。

其执行治军的方略，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谋划，绝不从中阻止。

如：对留任后方的萧何，事无巨细全由丞相作主；对指挥作战的韩信，进退决策皆听将军裁定。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从实际工作中审核百官的才能和考核政绩；二是使文武百官有独立发挥才能的机会，以达到君王“事省而国治”的目的。

七守土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1，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

无借人国柄2，借人国柄，则失其权。

无掘壑而附丘3，无舍本而治末。

日中必彗4，操刀必割，执斧必伐。

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5，贼人将来。

涓涓6不塞，将为江河；荧荧7不救，炎炎奈何；两叶8不去，将用斧柯9。

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

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

无借人利器10，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11。”

文王曰：“何谓仁义？”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

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12。

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13。

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注释1亲：宗亲，即宗室亲族。

2国柄：国家的权柄。

3无掘壑而附丘：全句意思是不要损下益上。

壑，深沟。

附，增加。

丘，土山。

4彗：通日慧，曝晒。

5执斧不伐：执法不力。

6涓涓：水流细小。

7荧荧：火光微弱的样子。

8两叶：这里指树木萌芽时的两片嫩叶。

9斧柯：指斧头。

柯，斧柄。

10利器：古以利器指国柄，即统御国家的权力。

11不终其正：指非正常死亡。

12纪：纲纪。

13因其明，顺其常：因其人心之明，顺其天道之常。

译文文王问太公：“应该怎样守卫国土呢？”太公回答说：“不能疏远九族宗亲，不能怠慢天下民众。

安抚近邻，控制四方。

治国的大权不可交给旁人。

大权旁落，君主就会失去权柄。

在用人上，不可损下而益上，在治理国家上，不可舍本而逐末。

日正当中，要赶紧晒物；拿起刀子，就要动手宰割；持有利斧，就应当及时砍伐。

日正当中而不晒物，就是失掉时机；拿刀不宰割，就是丧失良机；持斧不伐，树木就会被贼人偷砍。

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加堵塞，就会泛滥成河；微弱的火花，如果不加扑灭，就会燃起熊熊的烈焰，该怎么办？刚刚萌芽的嫩叶，如果不加摘除，就会长成必须用斧头砍伐的大树。

所以国君必须致力于富国之道。

国不富就无法施行仁政，不施行仁政就无法团结宗亲。

宗亲疏远则有害国家的统一，失去民心则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

权力是国家的利器，不可托与他人。

将国家的利器托与他人，自己就会被他人所害而身死国亡。”

文王又问：“什么是仁义呢？”太公回答说：“所谓仁义，就是尊重民意，团结宗亲。

尊重民意则上下和睦，团结宗亲则族人欢喜，这是施行仁义的准则。

不要让人侵夺你的权威。

处理政务要根据民心，顺乎天理。

对于顺从你的人，要任用他并给他恩德；对于反对你的人，要用武力去消灭他。

遵循上述原则而不疑惑，人民就会归顺并服从君主的统治了。”

心得这篇文章主要是谈论守卫江山国土的谋略。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军事问题，也不仅仅是派兵防守而已。

基本方针是团结宗族，尊重民心，安抚邻国，控制四方；具体的方法是集中权柄，治本舍末，抓住机遇，富国利民；而根本的精神则是仁义，最高的境界则是“天下和服”。

宗族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上层基础，它们是分封各国的诸侯；百姓则是这个制度的下层基础。

周王朝的中央权力就建筑在这两大基础之上；其统治地位的稳定就是整个社会和王朝的稳定。

如果宗族不和，百姓离心，中央的权力就会失去控制，国土就会分裂，国家就处于危亡的边缘了。

那么怎样才能使宗族团结，百姓和服呢？姜太公认为要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富”，二是“仁”。

他要求国君一方面要“从事于富”，一方面要“从事于仁义”，两者相比较，“富”是根本的东西，所谓“不富无以为仁”。

实际上，姜太公是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而“物质文明”则又是根本的基础。

八守国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1，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2之情。”

王即斋七日，北面3再拜而问之。

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

天下有民，仁圣牧4之。

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5。

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

圣人配6之，以为天地经纪7。

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

至道其然也。”

“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8固大矣。

因其常而视之9，则民安。

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

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10。

为之先唱11，天下和12之。

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

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注释1经：常道，指规律。

2机：事物变化的根由。

3北面：古代臣见君、卑幼见尊长，学生见师时皆须北面而立。

4牧：放牧，旧时比喻官吏管理百姓。

5寻：探求，生长。

这里是再生的意思。

6配：相配。

即参照遵循之意。

7经纪：纲纪。

8宝：指国君的地位和作用。

9因其常理而视之：按照常理教育人民。

常，常理、常道。

视，效法。

10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隐密地发展力量，抓住时机，正大光明地进行讨伐。

发，发展。

阴，秘密。

会，际会、机遇。

阳，光明正大。

11唱：通倡。

12和：附和、回应。

译文文王问太公道：“怎样巩固国家呢？”太公回答说：“请以虔诚地心先行斋戒，然后我再告诉你天地运行的规律、四季万物生长的变化、圣人治国的道理以及民心转变的缘由。”

于是，文王斋戒七天，北面行弟子之礼再拜而问太公。

太公说：“天有四时运行，地有万物孳生。

天下有人民，人民由圣王来领导。

春天的规律是孳生，万物繁荣；夏天的规律是成长，万物茂盛；秋天的规律是收获，万物成熟丰盈；冬天的规律是收藏，万物潜静。

万物成熟丰盈了就要收藏起来，收藏起来明春又播种复生，如此循环，既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

圣人可以参照这个规律，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则。

所以天下安定的时候，圣人的功德就隐而不显；天下大乱之际，圣人的功德就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是必然的规律。”

太公继续说：“圣人处于天地之间，其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顺应治理天下的常道而行，人民就安定。

如果民心不安，便是动乱的因素。

动乱一旦发生，天下就有权力之争了。

所以动乱最初总是在暗处萌生，时机成熟就会聚集成公开的力量，登高一呼，天下应和。

到形势恢复正常的时候，他既不进而争功，也不退而让位。

以这种态度来巩固国家，他的地位和作用，就可以天长地久，与日月争光了。”

心得“创业难，守业更难。”

文王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要向姜太公询问巩固国家政权的办法。

太公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仁圣之道”，二是“民情之机”。

所谓“仁圣之道”，就是要求君主效法天地，按照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繁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谓“民情之机”，就是要求君主正确对待天下动乱的现实，善于引导、拨乱反正，不必因此惊惶失措，须知人民总是希望安定的，天下最终又会恢复正常，明智的君主，任何时候都应该顺应潮流，不可违背民意，自取灭亡。

太公还特别重视君主的“仁圣”风范，这就是要功成不居，隐而不显，以无形力量征服天下，施惠人民，像天地日月一样泽及万物，而不需要人民来歌功颂德。

太公认为，只要君主具备了这种“仁圣”风范，“守国”也就不是一件艰难的事了。

九上贤原文文王问太公曰：“王人1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2，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

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3，犯历4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

三曰，臣有结朋党5，蔽6贤智，鄣7，王明者，伤王之权。

四曰，士有抗志8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9，不重其主者，伤王之戚。

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10，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

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像庶人之业。”

“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

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

三曰，朴其身躬11，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

四曰，奇其冠带12，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君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

五曰，谗佞苟得13，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14，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15于人主，王者慎勿使。

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

七曰，伪方异技16，巫蛊左道17，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18，以安万乘之主19，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

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

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文王曰：“善哉！”注释1王人：为人之王，即君主。

2不肖：不贤，指无德无才的人。

3任气游侠：浪游的侠客，古代指轻生重义、勇于救人急难的人，他们往往为此“以武犯禁”，有违法乱纪的一面。

4犯历：违犯。

历，犯乱。

5朋党：排斥异己的党派。

6蔽：遮蔽，此指排斥。

7鄣：障之本字。

8抗志：高傲的志气。

抗，高的意思。

9外交诸侯：结交外国的诸侯，即里通外国的意思。

10有司：有关的主管部门或官吏。

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所以称官吏为有司。

11身躬：自身。

12冠带：帽子和腰带。

13谗佞苟得：谗，说别人的坏话。

佞，奸巧谄谀。

苟得，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好处。

14禄秩：禄是古代官吏的俸给，秩是其职位和品级。

15说：同悦，取悦。

16伪方异技：指各种虚假骗人的方术技艺。

方，指方术。

技，方技，即方术，指医卜星相与养生炼丹之类的技术。

17巫蛊左道：巫，巫师。

蛊，一种迷惑、毒害人的虫子。

巫蛊，指巫师用符咒等法术吉人。

左道即邪门歪道。

18调和阴阳：这里指妥善处理各种矛盾。

阴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范畴，指自然界正反对立的两面，如天地、日月、昼夜、动静、寒热等。

19万乘之主：指国君。

乘，车辆。

译文文王问太公：“对于国君，什么样的人应该尊崇，什么样的人应该贬抑，什么样的人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应该革去，什么样的事应该禁绝，什么样的事应该制止呢？”太公说：“作为君主，才德兼备的人应当尊崇，无才无德的人应当贬抑，诚实忠信的人应当任用，狡诈虚伪的人应当除去，违法乱纪的暴行应当禁绝，奢侈浪费的风气应当制止。

所以国君用人，应当注意六种坏事和七种坏人。”

文王说：“我想听听其中的道理。”

太公说：“所谓六种坏事是：第一，大臣中有大修宫室、亭池、台榭，尽情游玩观赏、歌舞行乐的，就会败坏君王的圣德。

第二，百姓有不务农桑正业、意气用事、游侠斗武、违反禁令，不服官吏管治的，就会败坏君主的教化。

第三，群臣中若有结党为朋、排斥贤能、蒙蔽君主耳目的，就会损害君王的权威。

第四，士人中若有故意坚持己见以标榜气节高尚，借此形成一股气势，对外结交诸侯，不尊重君主的，就会损害君主的威严。

第五，大臣有轻视爵位、冒犯上级，耻于为君主冒险犯难的，就会损害功臣的勋绩。

第六，强宗大族中，有争相掠夺、欺压贫弱的，就会损害人民的生计。”

“所谓七种坏人是：第一，没有智略权谋，为了获取重赏、升官，强力逞勇，轻率出战，企图侥幸立功于疆场的，对这种人，君主切勿任他为将帅。

第二，徒有虚名而无实学，阳奉阴违，言行不一，掩人之善，扬人之恶，到处投机取巧，对这种人，君主切勿与他共谋大事。

第三，外表朴素，衣着粗劣，口说无为之道，而实则沽名钓誉；口说无欲之德，而实则唯利是图，这种虚伪的人，人君切勿与他接近。

第四，奇装异服，巧言善辩，空谈高论，以此夸耀；穷居陋巷僻静之地，以诽谤时俗为能事，此为奸诈之人，人君切勿加以宠信。

第五，谄媚逢迎，只图苟且升官；鲁莽亡命，冒死以贪俸禄；不顾大局，见利妄动，高谈阔论，取悦人主，此种人，人君切勿加以任用。

第六，大事营造雕梁画栋，装饰豪华的居室建筑，以至耽误了农事者，人君必须加以禁止。

第七，用骗人的方术，诡奇的技艺等旁门左道，咒语妖言，迷惑善良的人民者，人君必须加以禁止。”

“所以，人民如果不尽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就不算吾国的人民；士人不讲诚实信用，就不算吾国之士；大臣不能忠诚规谏君主的过错，就不算吾国之臣；官吏不能公正廉洁爱护人民，就不能算吾国之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不能调和天地和人事间的变化关系以确保君权的稳固，不能规正群臣的纲纪、核定名实、严明赏罚，使万民安居乐业，就不算吾国之相。

所谓帝王之道，就像神龙昂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对外显示庄严肃穆的仪表，内则涵隐不露的衷情。

使人觉得他像天之高，高不可及；如渊之深，深不可测。

因此，君主对应该发怒的事情不发怒，奸臣就会兴风作浪；应该杀人的时候不杀人，奸雄就会乘机叛乱；军事处于有利态势时而不行动，敌国就会强大起来。”

文王听罢，说道：“你讲得好极了！”心得本篇讲用人的原则，总纲是“上贤”，即尊重贤人。

“贤”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概念，比较抽象，是道学家、理学家研究的学问。

而政治家、军事家必须把它具体化，方法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

从正面说，是“取诚信”；从反面说是“下不肖”，“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特别要防止“六贼”、“七害”。

这也就是说把“不贤”“不肖”去掉，就是“贤”了。

这里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哲学。

作为统治者，要想取信于人，就要做到开诚布公。

一个领导者，必须具有统御能力，能驾驭众人。

使别人相信、诚服，乐于服从指挥，这就必须要领导开诚布公，言行一致，以诚待人，使下级感到领导公平、厚道，可亲可敬；如果领导表里不一，口是心非，下级就会离心。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曾用“开诚布公”这一工作态度和方法成功地团结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创造了条件。

1949年初，为了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广泛地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社会贤达，我党把他们请为座上宾，“开诚布公”地与其共商建国大事。

当时，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我党的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还有人提倡“共同领导”；也有的人不愿意来解放区，更有的反对我军渡长江，统一全中国并劝阻我党划江而治，同英美妥协。

我党并没有计较这些，而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周总理曾指示全党：“我们要善于与党外人士相处，态度应该是谦虚的、诚恳的，坦白的。”

董必武同志也曾经多次强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

有关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府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重大国事，都尊重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反复商量讨论，不但在会前协商、酝酿，而且还要拿到会上共同讨论决定。

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共产党开诚布公、虚怀若谷，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工作态度和革命精神所感动，积极参予了新中国的筹建。

不过，要树立一种正当而良好习俗，仅仅讲正面道理，容易流于空泛，不切实际，因为真善美的东西，总是与丑、恶同时并存，也因与丑、恶同时并存才能突显真善美的价值。

“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人对真善美的一种称谓，它在与种种“不肖”的较量中得到具体展示的。

所以在姜太公看来，“贤”并不是一种纯粹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而是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起码能够“忠谏”、“爱人”，甚至达到堪称宰相的高度：“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

贤而能，能而贤；既能破，又能立，就是总理国家的人才了，应当受到绝对的尊崇。

十举贤原文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

文王曰：“其失1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2之所誉3，而不得真贤也。”

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4者进，少党者退。

若是，则群邪比周5而蔽贤6，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7，按名督8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注释1失：过失、错误。

2世俗：一般人的平庸见解。

3誉：称赞。

4党：党羽，指邪恶势力的附和者。

5群邪比周：与坏人结党营私、互互勾结。

比周，结党营私。

6蔽贤：遮蔽贤才。

7举人：推荐、选拔人才。

8督：监督、考察。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君主致力于选用贤能，却得不到贤才辅佐之效，社会越来越乱，以致国家陷于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公回答说：“选举贤才却不能放心任用，这只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之实质。”

文王又问：“造成这种过失的原因是什么呢？”太公说：“造成这种过失的原因在于人君喜欢任用世俗称赞的人，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

文王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公说：“人君常常把世俗所称赞的人当作贤才，而将被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

因此，能多结党朋的人就被选用，而少结党朋的人就被黜退。

若是这样，奸邪的人就会结党营私而排斥贤才；忠臣即使无罪，也被谗毁置于死地；奸臣虽然无德，却因虚假的声誉而取得爵位。

所以社会愈加混乱，国家也不免陷于危亡了。”

文王又问：“怎样举用贤才呢？”太公说：“将相分工负责，根据各级官吏应该具备的条件选拔贤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

考核他们的才学与贤能，必须名副其实，使其才德与官位相称。

这样就可以收到举用贤才的实效了。”

心得官场中历来一直有这种现象，举贤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收到用贤的实效。

姜太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奸佞之徒常会结党营私、互相吹捧；而对真正的贤才，则恶意中伤，肆意排挤，甚至横加迫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如果君王不察，很容易就误用了这种小人，他们一旦得势，便会更加嚣张，结成党羽，扰乱朝政，而真正的贤才却被障蔽、被罢黜，甚至遭到被杀害的命运。

南宋时期，秦桧得到宋高宗的信任，官至宰相。

1140年，秦桧怂恿宋高宗解除主战将领的军权，并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促成了绍兴和议。

秦桧任相期间，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篡改官史，奖励歌颂和议的诗文。

他还推行经界法，丈量土地，重定税额，又密令各地暗增民税十分之七八，使很多贫苦农民家破人亡。

这实际上是以举贤之名，用奸之实的闹剧，世风怎能不越来越混乱，国家怎能不越来越濒临危亡呢！所以，姜太公主张举贤必须进行严格的考核，用“按名督实”的标准来杜绝一切官场的虚伪狡诈，使一切奸佞之徒失去进身的机会和钻营的缝隙，而给真正的贤才开辟出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十一赏罚原文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1存劝2，罚所以示惩3。

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4，用罚者贵必5。

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6矣。

夫诚，畅7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注释1所以：用来。

2劝：鼓励、劝勉。

3示惩：表示惩罚的道理。

4凡用赏者贵信：凡用奖赏的手段，最重要的是要兑现。

信，信用。

5用罚者贵必：凡用惩罚的手段，就要坚决执行。

必，坚决实行。

6莫不阴化：没有不替移默化的。

阴化、暗中感化。

7畅：感动。

译文文王问太公说：“奖赏是为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警戒坏人坏事。

我希望奖赏一人来鼓励一百个人，惩罚一人来警戒一百个人，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太公回答说：“凡是奖赏，贵在守信；凡是惩罚，贵在坚决实行。

如果能对你所见所闻的事都做到赏必信、罚必果，那么你所未看到未听到的人，没有不潜移默化了。

真诚，畅达于天地、上达于神明，何况对于人呢？”心得周文王深知，赏罚的目的，如果仅仅在于针对当事人本身，就失去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也就是说赏罚应当具有赏一劝百，罚一警众的作用，应当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文王并不十分明白。

姜太公对此作了深透扼要的阐述。

他认为，关键在于施行赏罚的君主是否具有“赏信罚必”的“诚心”。

所谓诚心，就是出以公心而毫无偏私。

不管谁做了好事，都不要埋没，都要论功行赏，给予鼓励；不管谁做了坏事，都不要袒护，都要量刑惩处，以为后戒。

这样一来，想做好事的人，就会更加踊跃；想做坏事的人，就会望而生畏，而整个社会人心向善的风气就会因此而形成了。

姜太公之后，《孙子兵书》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可见孙武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晋文公问狐偃说，给予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如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

对此，狐偃明确地说：“不足为战”。

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民乎？”狐偃回答说：“信赏必罚，其足以战。”

即该赏者一定要赏，该罚者一定要罚。

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信，即言而有信。

赏信罚必，是古今兵家极端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

“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兵书·治兵第三》吴子也把“信赏必罚”看作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军能达此，胜之主也。”

《吴子兵书·治兵第三》以上种种即是在强调：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

已经制定并公布了的军法军令，该执行的就必须贯彻执行，绝不能法而不信，令而不行。

如果有一次不严行赏罚，失信于全军，则一切军法军令都难于继续执行。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处斩了失守街亭的马谡，重赏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自贬三等，这是“信赏必罚”的典型例证，也是蜀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得好，诸葛亮对“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所以，诸葛亮死后，连曾受过他惩治的人也都为之悲痛涕零。

十二兵道原文武王1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2，一者能独往独来3。

黄帝4曰：‘一者，阶于道5，几于神6。

用之在于机7，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

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8。

’”“今商王9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

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

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10，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11。

一合一离，一聚一散。

阴其谋，密其机12，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13，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注释1武王：文王之子，姓姬，名发。

他继承父志，起兵伐纣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

2凡兵之道，莫过乎一：凡用兵之道，没有比集中统一更为重要的了。

一，统一。

3独往独来：不受牵制，自由支配自己的行动。

此指无敌。

4黄帝：传说中中国古代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号轩辕氏。

他曾得到各部落的拥戴，败炎帝、杀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5一者，阶于道：统一的原则，贯通于自然规律。

阶，一切事物凡渐而成其事者都叫做阶，此作动词，接近、进入之意。

6几于神：差不多算是异乎寻常。

几，接近，差不多。

神，非凡，奇异莫测。

7用之在于机：统一原则的运用在于机变。

机，机变、计谋。

8不得已而用之：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加以运用。

9商王：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位君主。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在牧野战败纣军，纣王自焚而死。

10各设固备：敌我双方都设置了牢固的防守工事。

固备，坚固的守备工事。

11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外面假装混乱，内部要完整；表面显示粮食缺乏，而实际供应充足，士卒本为精锐之师，而故意表现出笨拙的样子。

内整，内部完整。

12阴其谋，密其机：隐藏自己的企图，深藏自己的计谋。

13兵胜之术：战争取胜的方法。

术，方法。

译文武王向太公问道：“用兵的规则是什么呢？”太公回答说：“用兵的规则，没有比统一意志更重要的了。

统一意志，就能做到自由灵活、纵横驰骋。

黄帝曾说：‘军队意志统一，就符合用兵的规则，几乎可达用兵如神的境界了。

’这个规律的运用，在于掌握战机，造成有利的形势，而成功与否则在于君主运筹帷幄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常称兵为凶器，非到迫不得已时才用它。”

太公继续说：“现在商纣王只知道国家还存在，却不知道它已经濒临危亡；只知道纵情享乐，却不知道自己祸殃在即。

国家目前还存在，并不意味着永远存在，是否永远存在，应看他能否做到居安思危，使其不亡；自己眼前的快乐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快乐，是否永远快乐，亦在于看他是否能做到乐不忘忧，使其无殃。

现在你已经考虑到存亡的根本大事，还担心什么枝节的问题呢！”武王又问：“两军相遇，敌人不来攻打我，我也不能去攻打敌人，双方各设置坚固的守备，谁也不敢率先发动攻击。

如果我想偷袭敌方，又没有有利的时机，应该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要使我军外面假装混乱，而内部组织却十分严整；表面假装粮草短缺，而实际上粮草供应充足。

表面看来军队笨拙而迟钝，实际则皆是精锐之师。

命令部队忽离忽合，士卒忽众忽散，仿佛号令不整、军纪不严。

隐匿计谋、隐蔽企图，高筑工事、埋伏精兵，保持寂静无声，使敌人不知道我军的配备和意图，以便声东击西。”

武王说：“倘若敌人已经知道我军的实情，了解我方的计谋，又该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用兵制胜之术，在于周密地察明敌方的军情，抓住有利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心得此篇阐述用兵的根本规律和出奇制胜的战术。

太公认为，用兵的根本规律，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

只有意志统一、力量集中，才能充分发挥君主的统帅作用，使全军的行动自由灵活、纵横驰骋，符合战争的规律，达到用兵如神的境界。

所以在姜太公看来，战争既是杀人的凶器，又是智慧的艺术。

对于如何主动出击敌人、攻坚取胜，太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兵不厌诈，以种种假象迷惑敌方，造成敌方的错觉，使其作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错误的行动，这一系列错误的连锁反应，必定会将敌军引向错误的深渊，我军若能乘机出击，必定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然而，造成敌人的错误，并不等于敌人就自动败退了，最终打败敌人还得靠自己亲自动手。

所以，打败敌人的前提不能建立在敌人犯错误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身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的基础上。

所以太公认为，如果我方的伪诈被敌人识破了，也可以打败敌人，那就是周密地明察敌情，抓住有利的时机，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

《孙子兵书·计篇》云：“兵者，诡道也。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显然，这里所论述的与姜太公所言“兵不厌诈”的谋略思想是一致的。

运用此一谋略，关键在于用兵作战变化莫测；抓住敌军的思维空隙，如果行动全在敌军意料之中，也就无法做到出其不意了。

出敌不意之法，多出于常规、常法、常识之外。

李愬雪夜袭蔡州，乃是正确选择了敌军不易察觉的时候。

韩信暗渡陈仓，乃是正确选择了敌军想不到的路线。

《孙子兵书·势篇》又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杜佑注：“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

《百战奇法·奇战》也云：“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

《孙膑兵书·奇正篇》云：“同，不足以相胜也。

故以异为奇。”

又云：“发而为正，其未发者为奇也。”

“正”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奇”则是指特殊的、变化的。

与姜太公“击其不意”的谋略思想相似，孙武也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相生”、“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孙武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当随情况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应善出奇兵，打败敌人。

他强调“示形”、“动敌”，认为这是出奇制胜的重要手段。

“奇正”战术的运用，大体包含以下内容：在作战部署上，担任守备任务者为正，集中机动者为奇；担任牵制者为正，担任突袭者为奇。

在战术运用上，正面攻击者为正，迂回侧击者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

在作战方式上，一般战法为正，特殊战法为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战争史上，“击其不意”、“出奇制胜”这个谋略被广泛采用，精采战例更是数不胜数。

公元前718年，郑国进攻卫国，燕国出兵救援，与郑国的军队交战于北制今河南荥阳县境。

郑国以三军部署在燕军正面，另派遣一部分兵力偷袭燕军侧后，燕军只注意了正面防备，不料背后却遭到了郑军的突然袭击，结果大败。

此外，姜太公所谓的“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的论述，是讲军队和战争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

在姜太公看来，一方面“兵为凶器”，是杀人的工具；一方面又“兵者利器”，是保卫国家的支柱。

他特别提到“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这种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对我们当今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